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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家逻辑，何种事实？——再论“谁来种地”

时间：2016-06-15 来源：

正文

前不久，我们在“人民食物主权论坛”发表了《中国农村没人种地是伪命题？》一文（后称我文）与吕德文先生刊发在《环球日报》上的评论《“谁来种地”其实不算个问题》（后称吕文）进行商榷。之后，我们收到了读者田孟来函《逻辑和事实都是硬伤》（后称田文），他针对我们与吕文商榷的四大要点分别进行了反驳，并质疑我们的文章在逻辑与事实上都存在硬伤。

田文的质疑归结下来主要有四点：

(1)自相矛盾：一面使用官方数据，一面又质疑官方数据的准确性；

(2)乱扣帽子：忽视资本农业对环境的破坏，无视老人农业对绿色农业的促进作用，却将农业面源污染的黑锅给老人农业背；

(3)无视现实：对小农的强韧性视而不见；

(4)角度片面：只看到当下“半工半耕”模式的缺点，却不见它的优势以及农民工自身的能动性。

粗略一看，其中的某些质疑似乎有些道理。但是，我们认为，有效争论应当是在理解对方观点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打稻草人”，即曲解对方的论点，然后针对被曲解的论点展开攻击。令人遗憾的是，田文的质疑大多是基于对我方观点的误读而产生，并非真正理解我文中的观点；换言之，这样的攻击是无效的。因此，本着“真理不辨不明”的理念，接下来的这篇文章我们将通过呈现之前我文与吕文争论的交锋点，再次明确与强调我文的观点，并且借以对田文质疑的回应，尝试破除某些常见的有关中国农业现状的迷思，以供读者进一步辨析与思考。

一、中国粮食安全并不乐观

吕文以中国粮食十二年连增为由判定中国粮食安全处在一个乐观状态。而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粮食安全并不乐观。首先，衡量粮食安全的标准并不是本国粮食产量的增减，而应是粮食自给率[P*100/(P+I-O)]（其中P代表国内产量，I代表进口，O代表出口）。粮食自给率体现了一个国家依赖其产量来源的程度。如果比例较低说明该国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较高，粮食要依靠其他国家进口，如果历年比例处在一个持续走低的状态说明该国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度正在增加，这都反映出该国粮食安全存在风险。吕只看到了粮食自给率分子（中国本土的粮食产量）的变化，就推断中国粮食的安全，却无视了其分母也是变化的——随着进口粮食的增加而变大。正是这种错误的衡量标准导致了吕文得出了与事实相反的结论以及对中国粮食安全的盲目乐观。当我们将进口粮食的数据引入，便会发现进口粮食增速大于本土粮食产量增长，即中国粮食自给率的分母增长幅度是大于分子增长幅度，因此，近年来，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折射出当前中国粮食安全并不容乐观的状况。

同时，我们不仅关注进口粮食数量的变化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我们还对中国粮食产量数据及发展潜能提出了质疑。我们引用了两个有力的专项研究进行说明。经济学者许准基于粮食产量和消费量的研究以及胡靖老师关于“耕地换发展”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许准以《国家统计局关于2013年粮食产量的公告》为例[i]，指出全国粮食产量的数据是基于一个很小的样本耕地的播种面积而推断得出（2013年粮食调查的样48万农村家庭，仅占全国农村家庭的0.2%），这说明一旦播种面积存在虚报或样本耕地的粮食产量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全国大多数情况的话，官方数据就很可能存在向上的偏差。另外，一国的粮食产量通常情况下与该国对本国生产粮食的总使用量基本持平，因此，许准又通过计算中国粮食的消费量反推粮食产量，他发现，在2012年，官方粮食产量和粮食总使用估计量之间的差额为1.08亿吨，这从另一角度佐证了官方数据具有的偏差。这进一步说明粮食自给率的分子存在水分，若是去除水分，中国粮食自给率将会更低，危机更加严重。胡靖老师的观点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辅助说明中国耕地的危机状况，以及“耕地换发展”的模式对于中国未来的粮食生产潜能与安全的负面影响。

田文首先将我们的论点错误理解为对于官方数据准确性的否定，他认为对官方数据只能是一刀切的肯定或者否定。对于官方数据的态度，我们当然不是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而是在有证据的情况下提出合理质疑。首先，中国的粮食安全的确在走下坡路，研究显示“‘主产区’越来越成为强弩之末。在国家确定的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只有5个省份能够稳定地输出粮食（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5个省份只略有盈余（江苏、山东、江西、湖南、河北）；而辽宁、湖北、四川已经成为缺粮省。未来的粮食输出只能越来越依靠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少数几个省份[ii]。” 其次，许准的研究对于粮食产量存在一定水分的问题也提出了充分的证据，而现有的官方资料并不足以对这个证据进行反驳，因此，这个质疑应该保留。若退一步说，即使粮食总量真的有所增加，田孟所提出的“增加的粮食去哪儿”问题除了要关注粮食消费量，更需要注意浪费问题。增加的粮食被各种情况浪费掉了。国家粮食局的专家估算我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约合2000亿元，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iii]。如此巨大的浪费往往是由消费主义激发的不合理、不健康的消费导致的[iv]。由此可见，中国粮食安全的问题涵盖面涉及国际农业贸易政治是否公平、国家粮食生产-消费体制是否有可持续性等等，仅仅从中国粮食产量的增减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显然是不足以采信的。

二、“老人农业”

成不了中国粮食安全的救命稻草

吕认为“老人农业”的现状并不会影响粮食生产，可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我们并没有否认当下中国农业是“老人农业”的局面，但我们却对吕文的论断存在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老人农业”对食品安全与环境造成危害，并且粮食安全并不能依靠“谁来种地”解决。

“老年农业”到底是什么农业呢？我们用数据呈现了中国平均化肥施用强度与增长速度，这反映出当下中国农业（包括“老年农业”）是农药化肥堆积的化工农业，而且因此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这个问题由来，称得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中国农业对农药化肥的依赖早于“老人农业”的出现，但是今天的“老人农业”维持并加深了这一依赖。但是，我们认为“老人农业”以化工农业的形式出现，绝非中国农民任性，而主要因为改革开放后，国家放弃了城乡统筹的国民经济，中国农户（包括现在的中国老人农业），无奈于农业市场化压力，追求作物产量，形成了对化肥、农药的依赖。因此“老人农业”是存在污染问题，但是，我们认为板子的确不该打到农民身上。

这种化工农业为基础的“老人农业”导致了全社会承受着农产品不安全的风险，从事农业生产的老人也因使用农药化肥付出了极大的健康代价。我们进一步指出，对农业的评价不应仅仅简化为产量的增减（这是吕反复使用的评价标准），而要从农业所承载的多功能性来评价，即看到农业既要产量，也要包括多样化、食品安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健康、文化传承、生态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基于这个角度的考量，我们呼吁中国农业的绿色转型。正如我们上一节所指出的，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贸易-生产-消费体系问题。同样，农业的绿色转型，也需要涉及到生产、消费、贸易等各个环节，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非单个环节的修补。因此，无论是粮食安全还是绿色农业既不等于“谁来种地”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怎么种地”的问题，而无论吕还是田，却始终只围绕着这两个问题打转。吕德文仅仅从“谁来种地”来探讨粮食安全，甚至因此打包票老人农业“能够有效地应对中国粮食安全”（见吕文），田孟则是纠缠于用“怎么种地”来判定绿色农业，这个视野显然是不足的。

田文中指责我们认为大户和合作社种植比“老人农业”更绿色，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这么认为。我们的观点是之所以大量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是被迫的无奈选择，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的匮乏，同时，广大农村又逐渐失去集体帮工互助的传统。这也说明，“老人农业”的出现并不是科技优越性体现的结果。对此，马克思早已尖锐地指出，现代农业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为衰退为代价的”，“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v]。

另外，如果实际的情况真如田孟所述，“老人农业的粮食基本上很少进入市场，大都是给自己吃的”（见田文），那么，这一说法正好可以反驳吕德文的观点。当下中国存在超过50%的中国城市工商业人口[vi]，自给自足为主的“老人农业”如何解决这些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也是田孟自相矛盾的地方——既认为“老人农业”是自给自足，又认定“老人农业”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当然，田孟的这个假设经不起数据的推敲，因为实际上全国主粮的商品率，包括中小农户的商品率都在85%以上[vii]。

因此，对当下的局面和未来的走向，我们没有乐观的理由，而是要敲响警钟。我们所提倡的是, 由政府推动发展绿色和可持续性农业,提高农民收入,使得农业的从业者有一个新的“老中青”结合的局面。

三、土地流转：“中农”难敌资本

当前出现的农村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是否能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创造成为“中农”和从事高效农业的条件？这是我们跟吕文争论的第三点。吕文对此持有一个肯定的观点，而我们对此并不乐观。

在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中国农村存在过农民“自发流转”土地的现象，并促使“中农”的兴起。但看待问题不应该只看形式，而应该看其实质。仅因为都是土地流转，就将十多年前的现象等同于今天，对其就持有肯定态度，这样的看法是机械的。我们认为，当前的土地流转是更有利于资本，并非以农民获益作为出发点的。

的确，如果只是关注耕地流转状况的官方报告所呈现的数字，我们或许会被占据流转比例份额最大的农户迷惑。但是，我们估算一下单个流入主体的流入土地面积（流入土地面积/流入主体数量），便不难发现，单个农户的土地流入面积是远远低于单个企业与合作社的。单个农户很难靠土地流转而获得规模农业所需的土地面积，而真正服务规模农业的流转主要是集中在企业与合作社手里的。安徽某乡镇的例子正是对这个论断的一个佐证，它呈现了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主要是集中在资金雄厚的少数大户手里，而非分散在数量庞大的普通农户之中。此外，2013年-2014年的数据中不同流入主体的比例变化也侧面反映出企业与合作社在土地流转中的上升趋势。

而造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我们也给予了分析。一方面，土地流转费用的提高以及规模农业对于大型农业机械的依赖导致形成实现规模经营的土地流转必须有大量资金依托，另一方面，当前国家政策对于资本下乡有所扶持与推动。青壮年农民若想成为规模农业的经营者，必须靠资金撑腰，而非用能力说话，而事实是，普通农户既存在资金先天性的阻碍，还缺乏政策后天性的支持，明显处在劣势。

田孟认为我们忽视了小农“与生俱来”的强韧性，虽然，他并未解释这种强韧性是如何体现的。伯恩斯坦提出了看待小农的强韧性的另一种视角，小规模农场的竞争力体现在农民可以“吸收和承担资本主义农场主所不愿背负的成本与风险……而资本投资于农业活动的上下游行业更为有利可图”[viii]。某种程度而言，小农之所以在资本主义农业体系得以存在，并非它“天资禀赋”，而在于它与资本关系之间的不对等，资本创造了一些方式将其纳入自身市场结构中，让其对市场有所依赖而非独立存在，为资本带来更多好处。田孟只歌颂小农，却看不见小农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及与资本是何种关联，这是盲目乐观；而将小农今天被挤压的处境只归咎于政府，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四、今天的“半工半耕”模式并无真正优势可言

吕文中认为，今天这种城乡分割“半工半耕”模式存在优势，它让农村家庭既享受工业化带来的好处，又可以在农村低廉地实现家庭再生产。而我们指出，“半工半耕”不是今天才有的，从毛时代到现在，中国基本经历了三次“半工半农”的模式。因此，吕所述的“半工半耕”模式的优势也并非今天才横空出世。通过回顾毛时代的社队企业为基础乡村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的兴起，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模式一样为农村家庭提供了工业化带来的好处，也可以在农村当地实现家庭再生产。而反观今天，这种城乡分割、家庭离散的“半工半耕”模式却是最恶劣的、社会发展代价最大的一种，并不具有任何优越性。相反，农村因此失去了乡镇工业化，农村家庭付出了妻离子散的代价，农村的下一代付出了难以言说的成长之痛。

田孟认为我们只看到了留守儿童的苦难，却忽视了她/他们的父母的能动性——“都是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情况下主动去外面争取更好的发展机会”（见田文）。而事实是，近年来，有学者从劳工的角度来反思“半工半耕”的问题,指出农业的低收入,不但把农民工逼进城，而且迫使他们接受恶劣的劳动条件。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ix]显示，目前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只有38%，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享受工伤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在农村凋敝的情况下，“半工半耕”并不是“农业科技进步、土地制度富有弹性、社会结构稳定的表现”，农民工向城市出走也不是她/他们真正的能动性体现，而是资本联合政府压榨农民和农民工的结果。

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大量的工厂倒闭，不少资本逐渐转产东南亚，这些下岗的农民工将何去何从？我们是应该从生产-消费-贸易整个体系着眼，呼吁绿色及可持续农业，改善农民的收入，让农民过上真正体面的生活，还是继续宣扬“老人农民”的合理性，让青壮年农民工落入既无法留城，也难以返乡的两难境地？！答案不言而喻。

五、就学理论学理

另外，田文对我们之前的文章提出了许多学理上的指责，譬如“从立场出发，宣泄自己的立场和情绪”、缺乏“扎实的实地研究”、无视“现实世界如此丰富而又复杂”、“闭着眼睛在那里高谈阔论”等等。此外，他还为我们扣上了“有色眼镜”、“精英主义”、以及“为了他个人的抽象的理想模型而不顾别人的生活和死活的极端主义”的各种帽子。

且不论这种扣帽子的攻击方式是否符合学理，我们就从学理的角度，或是田孟所提出的“现实出发，客观地研究复杂现象的内在机制”这种科学研究者的基本素质的角度来看。上文中，我们已经指出田孟的“自相矛盾”（“老人农业”自给自足和解决中国粮食问题）、“以偏概全”（只从谁种地，怎么种地来看待粮食问题与绿色农业，而无视粮食问题与绿色农业是一个体系）、只看形式忽略实质（只看到流转现象，却没看到两次土地流转的实质也发生改变）等等问题。这里，我们再简单补充田孟的文章不符合学理的几处地方。

有关四川粮食缺口的问题，田孟认为四川“以前是粮食主产区，不代表以后也一定要是粮食主产区，成都平原是这样，华北平原也是这样（依稀记得华北平原似乎也已经不是粮食主产区了）”（见田文）。而真相是，2008年发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x]中明确指出了中国十三个粮食主产区，即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７个北方产区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６个南方产区。这说明现在乃至将来，四川都是国家认定的粮食主产区，既没有被除名也没有被转移[xi]。另外，这还证实了田孟关于华北平原不再是主产区说法并不成立，粮食主产区的名单中华北平原的三个重要省份山东、河南、河北赫然在列。

田孟认为四川人均耕地面积少导致四川不能成为粮食主产区，四川省的粮食缺口是由供需变化导致的。河南、安徽作为重要粮食输出省份，而这两个省的人均耕地面积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人均耕地面积少并不足以证明四川不是粮食主产区。如果四川粮食缺口与供需关系相关，仅呈现供需关系是如何变化是远远不够的（田孟却是这么做的），还需要说清楚这种关系为何会出现，导致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已经对此做了解释）——即 “耕地换发展”的模式。

除此之外，无论在《中国农村没人种地是伪命题？》一文，还是本文中，我们都详细标注了数据以及引文的来源。而田孟一文中，多次批评我们数据的问题，却没有提供一处有根据的反证用于辩驳，而只是停留在了“我说你错，你就错”这一层面，这样的论证让人难以信服，更不要说，田孟的批判是基于对我们文章歪曲解读的基础之上的。俗话说，有理不在声高。我们同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但是，仅有调查却不思考调查的目的、不分析调查的方法，不呈现调查的证据，不反思调查的意义，也不在意调查是否真正科学，最后呈现的只有先行却不加验证的观点以及对他人的一味否定，那么这样的发言就是合理的么？

[i] 许准，张维，李民骐等，“中国的粮食产量：“十连增”还是“十连滞”？“，人民食物主权论坛：http://www.shiwuzq.com/food/rights/system/2014/1130/628.html，2014年11月30日。

[ii]梁生民，“敲响粮食安全警钟”，南风窗，2014年第1期。

[iii]法制网，“中国每年餐桌食物浪费2000亿元”， http://news.sohu.com/20141021/n405328617.shtml， 2014年10月21日。

[iv] 严海蓉、陈义媛，“呼唤人民食物主权：从大豆谈起”，原载《南风窗》，2013年9月，三农中国网转载：http://www.snzg.net/article/2013/0918/article_34988.html。

[v]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79-580页。

[vi] 在201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指出，中国城镇常住人口7711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0%，具体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 ，2016年2月29日。

[vii] 严海蓉、陈义媛，2015，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开放时代》第5期，第53页。

[viii] 伯恩斯坦，2010，《农业变迁的阶级动力》，137页。

[ix] 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2015年4月29日。

[x]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http://www.gov.cn/jrzg/2008-11/13/content_1148414.htm ，2008年11月13日。

[xi] 最近，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农业部解读《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年）》”指出，对于西南地区农业规划如下：“重点是稳粮扩经、增饲促牧，间套复种、增产增收”；而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巩固提升粮食产能”。透过以上政策文件以及国家规划，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对于粮食主产区采取的是稳定发展的态度，而非将产区更迭与转移。具体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6-04/28/content_5068865.htm，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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